第八十二则 董尚津的创业路

第八十二则 董尚津的创业路

分田到户后，特别是承包的土地被规定三十年不变后，人们都在做着自己的长远打算。总的目的，都想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赵荣雨领头办了个学习班，被诬陷为特务组织，五年后才予释疑（事见《农家沧桑》第四卷）。学习班里的董尚津，在五七中学读书后，被安排在新镇中学担任化学与物理教师。分田时，他老婆和女儿是农业人口，分到了三亩水田。他由于忙于教书，没有正规的时间进行农业生产，老婆在农业上扶不得犁，撒不得种，只能做些简单的田间管理工作（这也是东圩周边妇女们的普遍情况）。他因为有工资收入，也不太重视田里生产。当时水稻生产，都要先育好秧，而后移栽到大田里，他却懒得培育秧苗。每到栽插时，他总是等别人栽插过后，捡别人剩下丢弃的秧苗，栽插在自己田里。捡来的秧苗，不仅数量难得充足，而且质量也差，还只有在别人栽插结束后，才可能捡得到，所以，时间上也迟得很。因此，他田里布置的秧苗总是又稀又小。

从大集体过来的农民，虽然分到了田，生产上还是沿袭着生产队习惯。使用化肥很少，并且认为化肥用得太多不仅本钱太大，稻子也会承受不了。可是，董尚津却没有这些过虑。他见田里稻苗又稀又弱，便大量地使用化肥，其数量超出了当时农民们常规的两到三倍。人们见了都说：“他当老师，有的是钱，撒下这么多的化肥，就算收不到稻子他也无所谓。”可是，结果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，他这样做了，居然获得了很好的收成。

这样一来，他对农业生产感到非常神奇，便产生了遐想。因为他有文化，便将他的作为上升到科学的角度。他慢慢地琢磨，居然琢磨出了“稀植可以获得高产”的理论。与历史上强调的“密植生产”比较，算是一个相反的“新说法”。

他凭着自己“遐想”的理论，利用当老师的闲空，写了好几篇“论文”发表在省级科普杂志上，其中有一篇《稀植“稻克草”的实践与理论》发表在全国性的科学杂志上，引起了芜湖市农业委员会的注意。

历史上农业“稀植、密植”常常发生争执。芜湖市农委正好要进行稀植实验，因为农村已经实行了“责任制”，他们苦于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和相关的实验基地。于是，1990年的春天，特别派遣了一个科研小组，与董尚津洽谈了协作条件。

董尚津将这个协作项目与学校的教学科目联系起来，得到了校方和县教育局的支持。于是他有了大量的时间，与市农委的科研人员专门进行着这项工作。

董尚津把这个科研项目的基地确定在自己的村上——东圩。他代表科研小组，与村西大路边长田处五户人家的25亩水田，以“只要按照我们的方法栽培，比常规多用的化肥、农药，由我们负担；与往年产量相比，如果减了产，由我们赔偿，减产多少赔偿多少；如果增了产，都归田主自己所有”的条件，确定了科研基地。

这一年，他们试验的项目是“水稻超稀植”。早稻和双晚，每亩大田用常规品种都只是两公斤，已经接近杂交水稻每亩用种量的1.5公斤的标准了。这真正是非凡大胆的试验；因为常规用种，每亩用种量都是15公斤左右。

这一年的试验，最终产量达到了空前高度。早稻亩产是1050斤，双晚达到了1280斤，高出了农民们常规产量的三分之一。与常规田比较，农药用的差不多，化学肥料却超出了一倍半。东圩村的农民们亲眼看到了这个示范，明确了水稻田中化肥的“高度”使用量。从此，人们使用化肥，以成倍份额的数量增加着，使用的种子却减少了许多，而水稻产量，却有了大幅度的上升。人们对董尚津的作为，到这个时候，才算有了真正的认可。

董尚津本人也因此一举成名，被授予“农业专家”、“农技教授”的职称，不仅当年拿到了可观的奖金，之后的工资居然是教授级别，高居于中学老师之首。

在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创业大潮中，董尚津的创业，可以说是“别居一格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