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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章 阶级斗争……

作者:河杨 | 发布时间 | 2023-05-18 | 字数:6534

阶级斗争 斗出惊天大案

上山下乡 下放城里人员

文化大革命中,尽是标新立异的作为。连县公安局、检察院和法院三家,也合并成了一个单位,叫做“人民保卫组”,简称“人保组”。这两位人保组案件调查人员,是因为山河的“特务组织”,来韩庄调查东圩“学习班”的。

原来,邢庸1957年11月因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后,判了十年徒刑,1962年李葆华来安徽当省委书记时,释放青年学生,把他也放了出来。此后,他一直在生产队里被监督劳动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他作为四类份子,被首当其冲地专政。新镇公社党委书记、革委会主任洪笑峰,为了显示自己非凡的阶级斗争水平,一定要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出大成绩、大成果,硬是把突破点放在了邢庸身上。因为邢庸正当年富力强,又算是知识份子,理论上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能量。于是,他特别指示山河专政队,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,加大对邢庸的审讯力度,一定要他交代出“罪恶昭著”的反革命罪行来,并且要“下定决心”,“不达目的,决不罢休”。

其实,像邢庸这样的四类份子,平时一举一动都被管制得比在监狱里还严,天天必须在生产队做工,有事要请假,来人要汇报,哪里还有活动的余地?可是,他是四类份子,对他的专政做得再过火,哪怕是整死了,也不算错误。正因为如此,洪笑峰要在邢庸身上创造出“奇迹”来。

山河大队专政队得到这样的指示后,心领神会。可是,队员们都是本大队人,知道邢庸没有活动的空间。要他“交代出”罪行来,分明是要“罗织”他的罪名。根据指示精神,罗织得越是离奇,越是耸人听闻,越是任务完成得出色。当领会了这个指示后,他们看着眼前这个一贯谨小慎微的邢庸,觉得要完成这项任务还真不容易。于是,进行了周密的策划,制定了不间断的轮番审讯方案。他们知道,只有造成邢庸极度疲劳后,在他意识恍惚中,才有可能制造出离奇的案件来。

于是,在得到这个指示的半个月里,他们没曾让邢庸好好的休息过一次。现在又连续三天四夜没让他合眼了。深夜里,审讯者信口开河地呵斥道:“顽固的邢庸,你组织反革命组织,这组织叫什么名字?”这时候的邢庸,恍惚得如在梦中,以为是在问他摆在眼前的牙膏盒子上有什么字。他见盒子上是“新华”二字,便嘟啷着说道:“新华……”没等他说完,审讯者像是卸掉了沉重的包袱,喜形于色地狂叫起来:“时到今日,你总算做了交代!”邢庸就这样的说了两个字,“新华党”特务组织,便被“制造”了出来。

当即,邢庸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交代,却见专政队员们兴高采烈地叫他休息。邢庸因此松弛了一下精神,睡了半夜的安稳觉。

第二天“邢庸组织新华党”的案件报送到了新镇公社。公社专政大队立即将邢庸提了过去,要他交代新华党的组织形式、政治纲领和组成人员。邢庸像是遇到了丈二和尚,摸不着头脑。当经历了再三的拷问、审讯后,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赶进了无底的淖泥潭里,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拔了!不过,他还是再三申明,自己没有条件,也没有时间组织什么党,更不知道新华党是什么。他这样做,除了自己遭受了更加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外,丝毫没有影响到“新华党特务案件”的确定。

于是,规模浩大的抓捕“党人”的行动开始了。邢庸附近生产队里的普通社员,大多数成了他的党羽,与他相熟的别的地方人,成了他的骨干。公社专政大队忙碌了起来,他们把“党人”一串串的抓起来。公社专政大队房子关不下,又将新镇公社大油坊屯了出来,只一天时间,又把偌大的油坊塞得满满的。县“人保组”把“新华党”案件当做全县第一大案,全力以赴进行审查、逮捕可疑份子。一时间,与邢庸相熟的人,人人自危,惟恐不知不觉中“被邢庸圈了进去”。

赵荣春前不久被造反派们结合进了造反司令部里。革委会成立后,造反司令部虽然没说解散,而它的人,却都猢狲散了。革委会结合了司令部里的赵荣春和章家帆,而章家帆同时还是信用社主任,洪笑峰的老婆李瑶在信用社任出纳,却是“临时工”,需要章家帆的庇护○1,因此,洪笑峰在许多方面还得“维护”着章家帆。造反派们给洪笑峰他们吃了苦头,洪笑峰总是耿耿于怀,便将这一段冤仇,记恨在赵荣春身上。

恰巧,这一阶段赵荣春分管着山河大队工作。“新华党”案件弄得草木皆兵时,在公社干部们一次“斗私批修”会议上,洪笑峰向赵荣春发难说:“你一个公社主要干部,近年来分管在山河大队。这么大的反动组织,许多普通社员都参与其中,你居然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?这种情况,不能简单地用‘阶级斗争观念淡薄’做解释”;他越说越上纲上线:“这只能证明,你与邢庸是一鼻孔出气,同流合污!”在强调“一元化”领导的今天,洪笑峰这几句话,“新华党”便与赵荣春牵连起来,被停掉了职务,隔离审查去了。

赵荣春被隔离审查不久,在一次革命委员会常委会上,洪笑峰又说:“根据群众检举,赵荣春是地主女婿;当新四军时还有自首嫌疑。”于是,赵荣春由公社党委副书记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,“靠边站”去了。当年十月,又被下放到公社黛湖农场。从此,他长期地一面劳动改造,一面遭受着政治审查。

董尚昆从学校回来时,本来不肖于韩庄大队的工作。短时间内也没有找到飞黄腾达的机会,于是政治上难得出头。见赵荣雨又是办了宣传队,又是进了专政队,有着日趋向上的迹象,妒忌在心。他因为天天往新镇跑,与公社专政队的头头混得烂熟,对新华党的案情性质十分明了。看着山河大队许多小队大部分社员都成了邢庸的党羽,赵荣春也被隔离审查了,于是,想借这个机会,捞取政治资本。他处心积虑地写了个检举材料,说“邢庸与东圩村的反革命份子董成惠勾结,以办学习班为名,把小青年们都网罗成爪牙。”洪笑峰一伙,本来对“新华党案件”惟恐证据不足,难下定论;见了这份检举材料后,居然以为抓到了重型炸弹。

由于董尚昆的“贡献”,挖掘“新华党”的战果迅速扩大,简直成了惊天大案。1970年2月,“人保组”再次逮捕了邢庸,六月又将董成惠第二次抓进了监狱。董成惠逮走后不到一个礼拜,“人保组”便派遣以牛汝寅为首的三人小组,进驻东圩村。他们吃和住都在村东学校里,任务是专门审查东圩村青年学习班与董成惠、邢庸,也即与新华党的问题。

人保组三人小组进驻东圩村的第四天,便找赵荣雨谈了话。要他把办学习班的初衷、受谁的指使、谁担任老师、哪些人参加、学了些什么内容、学习目的是什么?都做个说明。不过,没有说要赵荣雨反省、交代,也没有把他关起来。这在赵荣雨看来,算是够“客气”的了。可是,他在大队专政队的工作却停了下来;同时,董尚昆进入了专政队,接替了赵荣雨的工作。

牛汝寅等三人小组在东圩村上住了半年,就地对学习班审查了半年之久,社员们不知道他们查了些什么名堂出来。十月中旬,在没有说学习班一句话的情况下,就要离开东圩村回县城去了。赵荣雨得知这一情况后,找到了牛汝寅说:“牛组长,听说你们就要离开东圩村了。你们在这里为学习班的问题,工作了好几个月,现在应该能给个说法吧?”牛汝寅竟轻飘飘地说:“什么说法呢?我们谁说了你们学习班怎么啦?谁也没有说你们学习班有什么问题,你要什么说法呢?”“你们要我们为学习班的事写了好几份材料,不算是问题,那算是什么呢?”“调查情况,应该总可以吧?我们谁也没有说你们学习班有什么问题,你要我们怎么说呢?”他说得赵荣雨无懈可击。

可是,董成惠还关在监狱里,凡是与学习班沾上边的人,虽然没被关压,却无论什么“革命工作”也不得参加了;入党入团,参军入伍,在政审上都被卡住了,而且却没有地方能讨到说法。

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,毛主席发出了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”的指示。韩庄大队因为挑水库,撤掉了黄家富的书记后,一直没有正职书记,由董兴旺代理,此时便下放了一位芜湖市里的干部来当书记。这位书记姓柴,是部队转业干部。他高高的身材,微胖的体态,说起话来慢条斯理。来到韩庄后,一天到晚不是钓鱼就是“兜清风”。人们向他请示汇报事情,他总是说:“找董书记去,我一个下放的,能知道什么?”公社开会,他也懒怠参加,总是说:“董书记去比我好,我开了会能有什么用?”当他听说了“新华党”案件,还涉及到了东圩村学习班上的小青年时,说:“怎么回事啊?什么新华党?这些孩子们能知道什么党不党的呀?”因为他的干部级别比洪笑峰还大,洪笑峰奈何不了他,只好由他“泰然处之”。于是,大家都说柴书记是“清风书记”。

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,把城市里的青年学生下放到农村来。这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。称为“上山下乡”运动。

下放来东圩的是芜湖市五位十四、五岁的初中女学生。为她们的到来,国家配给了做房子的木材。队里用这些木材为她们做了三间穿方、土墼砌成墙的草房,这在东圩村上算是上等的房子了。她们的口粮,由生产队供给。刚来的时候,兴致很高,五个人在一起吃饭,集体到生产队里劳动。国家给的“下放金”,把她们的生活安置得也可以。

东圩学生下放金开支,本来由董正玉审批,凭条子找保管员赵荣雨拿钱。先是集体拿钱,半个月左右后,改作各人拿自己的钱。时间不长,国家给的钱拿光了。她们还依着在城里的生活习惯,没钱就不能生活。于是,向生产队里借钱,说等到国家的钱来了归还。生产队里的钱从来都紧张得很,哪来钱借给。于是,她们找来管理下放人员的“五•七○2干部”刘主任。刘主任找到赵恒顺和董正玉,向他们交代政策说:“知识青年下放农村,是毛主席的指示。他们从城市来到农村,生活环境变了,农村的同志要替他们作想,让他们能安心地在农村住下去。这是落实毛主席五•七指示的基本要求。现在这些知识青年生活有了困难,生产队有责任给她们解决。”于是,生产队只好专门开了领导组会议,经济再困难,也要“借”给她们的生活费。

领导组会议决定给她们每人每月借支款控制在十五元以内。谁都知道,十五元钱啊,是一个好劳动力一个月的辛苦汗水!而且这些钱“借给了她们”,哪里还有归还的时候?于是,社员们都说,她们每一个人在东圩一天,东圩队就得派上一个好劳动力负担一天。再后来,她们经常地回市里去,其中小范回去后长期不归。社员们又说,他们要是都回去不再来,才省掉了队里的麻烦呢!两年后,国家把表现“好”的先上调回了芜湖市,“还没有教育好的”,继续留在生产队里接受教育。这样,小范在东圩村“接受教育”了三年,至到1972年春天,知识青年都上调完了,她才调回了芜湖市里。

在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,社会上不少人被戴上了“破坏上山下乡运动”的帽子,成了专政对像。其中因“强奸下放女知识青年”,被逮进监狱,判处徒刑的人,时有出现。于是,有人形象地说,下放学生是“高压电线”,碰也碰不得。不过,也有极少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沾了光,他们与下放学生在农村自愿结了婚,学生上调时,这样的人便成了“乘龙快婿”,跟着下放学生实现了跳出“农门”的梦想。

在学生下放的同时,也下放着成家户。1969年初春。芜湖市红苑子居委会主任年秀娟,送她居委会里成家户黄再平下放到杜宕村来,韩庄大队特别招待了她。她吃了初春的青菜苔后,觉得味道无比鲜美,说农村确实是好地方③。回市后,自己坚决要求下放。她第二次再到韩庄时,便是正式的下放户了。那天与她同时来的,还有下放到东圩村的两户六口人。

来东圩的两户,一户姓伍,夫妻俩三个孩子计五口之家;另一户姓鲁,是一位年近花甲身体有病的老光身汉。

这两户国家配给的建房材料,只够姓伍的一家建房用。生产队在村子北边做了三间也是土墼墙的穿方草房,姓伍的一家住着。姓鲁的老人,被安排在队屋里住着。

姓伍的这家男主人叫伍正彬,年近四十,本来在市里拉黄包车谋生。老婆叫王炎珍,是个患有心脏病连走路都困难的人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黄包车算是四旧之类的东西,不准拉了,他改拉板车。一家人小日子还能过,可是,却说他是无正当职业的人,早就要下放他。老伍总以老婆身体有病,孩子都小,按照政策可以不下放为理由,软磨硬拖地捱到了“下放形势无阻挡”的今天。姓鲁的叫鲁玉文,与伍正彬正好相反,他主动响应号召,强烈要求下放。因为,他单身一人,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可以不下放。可是,他在城里天天听广播,觉得不能在城里吃闲饭,要到农村来做“贡献”。

他们来到东圩,老伍有点体力,农业做不来,还可以做点打杂的事。可是,农村完全脱离农业的杂事不多。因此,老伍有时也和劳动力下田劳动。他是个靠体力吃饭的人,能体谅劳动的价值。而生产队见他家庭负担重,自己又尽力而为,只要做了活,都给他记与正常劳动力一样的工分。于是,他觉得对不住工分。老是自叹自怨,还自我解嘲地说:“在城里,硬说我是吃闲饭;下放了,还真的成了社员们的负担;我伍某,本来能够养活自己;可现在真像是包袱,压在了社员的身上,想想心里实在肮脏○4!”大家见他说得伤心,为了他一家人生活,便天天找些他能做的事让他去做,尽量给他多挣工分的机会。

由于修建水库,圩堤失修,1969年夏天,圩区内涝严重,东圩到新镇的大路淹没了半华里。为了方便来往行人,赵恒顺便派伍正彬去那里摆渡。这一摆居然从六月下旬,一直摆到了九月中旬。因为是生产队的渡船,摆渡人能有工分,附近过渡的人都不付钱;远路人才会丢上几个零钱。老伍天天起早摸晚,既挣了工分,也挣了点零花钱。这一阶段,是他下放后最顺心的日子。

而老鲁却什么事也做不得,连走路还要拄棍子。初来时,他主动要求劳动,董正玉安排他在村前村后撵糟蹋庄稼的牲口。可是,他走路没有牲口快,总是才赶走了牲口,他自己还没离开,牲口又返了回来。晴天他勉强赶着,下雨就不能出门了。两个礼拜以后,就只是在队屋里“守卫”自己的窝。对这样的人,生产队只好养起来。

1971年秋天,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了,政策好像有了点变动。有的下放户对照政策被招回城里了,也有的自己跑了回去。伍正彬也要求生产队送他们回城里去。为此,赵恒顺叫他先回一趟芜湖,探听一下虚实。老伍回来说:“市下放办公室说我和老鲁都不符合回城政策,不得回城。可是,我见到了和我们同时下放的老贾、老贺两家,他们都搬回去了。老贾在中山桥边搭了个小棚子,老贺在居委会里寄住着。居委会袁主任说,马上还要送他们到原来的生产队去。可是,老贾说,就是死,也不回去了;老贺更是干脆的说,‘谁送我回去,我就把他拉着也一起去!他们在市里享福,把我们推下去就不管不问了,共产党能这样做吗?’看来他们已经铁定了心,不给安排,就缠着居委会不放。我的情况比他们还差,按照政策根本就不应该下放。他们能这样做,我也一定要这样做。”

老鲁听说老伍一家就要回去了,也吵着一起要走。生产队给了他们一个月的口粮。又怕城里一时不配给口粮,生活无法着落,董正玉对伍正彬说:“你们的口粮,如果市里一时不能安排的话,只要你们来了,队里还发给你们 。”这样,算是给他们吃了“定心丸”。

一个寒冷的早上,以鲁老二为首,董成乐、王生贵为助手的三人,在沿河村借了一只载重一吨半的小木船,由芝渡顺着漳河经鲁港,再下长江,从水路上把这两家下放户送回了芜湖市里。因为说过“市里不解决口粮,队里还给”的话,伍正彬来东圩村要口粮,从1972年一直要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。

这三个送下放户回芜湖市的人,去的时候,各人多少带了几个钱,心想安顿了这两户以后,在芜湖大街上多少买点东西。可是,在居委会里,却受到了严厉的斥责,说送下放户回来,是违反政策的事,还得把他们再带回去。他们不理会居委会干部,丢下了送来的人和东西后,不管他安置不安置,便把船划到了“箱子拐”歇了一夜,第二天也无心思再上市里,而是清早就往回划来。

鲁老二他们的船回来经过泊口竹木站时,看见那里有许多小松树,董正贵便叫靠了船,上岸询问了情况。原来这些小松树都是等外材,没有计划也能买,于是他顺便买了一些。这都是些七长八短,弯曲得不像样的东西。回到家里,他歇了几天工,打了两张架子床,卖了一张到南陵圩去了。

① 需要章家帆的庇护:章家帆居然庇护得洪笑峰狼狈不堪:李瑶与其同事偷情,在床上被抓,洪笑峰觉得无颜,本来要“大展宏图”的心,竟因此而收敛,离开了新镇。

② 五七:毛主席下放劳动的指示,是五月七号发表的,所以又称做“五•七指示”。许多学校、工厂,因为是下放而办成的,也多以“五七”命名。管理下放工作的人,便叫“五七”干部。

③农村是好地方:本人所著《世说异事》里有《年主任吃青菜苔》的故事,可参考。

○4心里肮脏:是心里不安、烦燥,惭愧的意思。

河杨 说:

在火红的文化大革命中,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同时,动员城里人下放到农村来。说是接受再教育,支援农业生产。其实被下放的人十分被动,下放到哪里,就是给那地方增加负担……